【书间道】巡礼还来感诗人 ——读韦力《觅诗记》有感 | 汪涌豪

以前读韦力的《书楼寻踪》，就很喜欢，原因未必尽出内容，还在于它和自己想象的雅人高致相符。记得明人吕坤说过，“事从容则有余味，人从容则有余年”，一个人倘能闲人所忙，忙人所闲，心中无事，眼前清净，可不就是最好的人生消遣。然后当他浓后求淡，动极思静，还能往接圣代，尚友古人，并因为喜欢，特别能坚持，简直就是最有品位的诗意栖居了。它不仅与中国人的传统趣味暗合，甚至可与西人如阿伦特、本雅明推崇的闲的哲学相发明，后者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中曾说，“现实熙熙攘攘，一切都在人眼前飞过，只有无所事事的闲逛的游手好闲者接受到了它的信息”，作者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于古典独有会心的闲者吧。

后来认识了作者本人，读他的“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”，从《觅诗记》《觅词记》《觅文记》到《觅宗记》《觅经记》，听他讲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人事，就不敢再作这样烂漫的设想了，相反，对他的执着与痴迷，油然生出一种由衷的钦佩。而他自己的感受是，“这是福分，让我成为一个知敬畏的人”。

基于专业，个人对《觅诗记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）更多兴趣，看得也更细些。此书以时代为序，记述了119位诗人故里、墓园、祠堂和其他遗迹的寻访过程，然后将它们与其人的著述结合起来，作深入浅出的诠解。应该说，实地考察从来是治学的基础功夫，由此求得对学术与地域关系的认识，尤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人所重视的学问。梁启超就撰有《中国地理大势论》和《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》，以后，从汪辟疆的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、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，到金克木的《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》，文学与地域的关系问题，更是受到学人普遍的重视，他们既关注诗的空间分布，又留心其跨地域的流播与影响，对其间物质景观如何转化生成为诗的意象，尤其有深入细致的研究。这种人地关系研究（Man-land relationship），构成了今天日渐盛行的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。不过，其局限也是显在的。因为受制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的限制，许多学者的研究并非以亲历实见为基础，有的更沦为书斋的空谈与纸上的揣想。

韦力不同，他无意于对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作系统的学理研究，但深知就每个诗人的了解而言，是不到实地决不能轻下一言的。这样从南到北，跨河过江，由单个诗人拼合成的南北文学的不同风貌，其荦荦大端，居然自在其中。昔韩愈《游城南》诗有“断送一生惟有酒，善思百计不如闲”，他是断送一生惟有书，善思百计不如走；张潮《幽梦影》称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，山水是地上之文章”，他则由案头的意匠经营，赏及地上的大块文章；再由此大块文章，反观古人的诗思文心。其间，面对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作了土”，那些年久失修、残破不堪的故居墓址，极不相称的保护等级，以及根本谈不到专业的管理者，乃至懵懂无知的乡民，他枨触万端，但也徒唤无奈。说起来，帝王勋臣的旧迹当然也有倾圮颓坏的，甚至遭盗发平没至于一无所存的也不在少数。但不能不说，其间诗人故居、墓址的毁损尤其严重。远的不说，即以清初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为例，都是有多方面成就的旷世大儒，又擅诗或诗学，所在之地难称僻远，可一样荒败到无人问津。对照钱穆所谓中国古代是天下高于国，社稷高于君，学术高于政治，以此类推，民为邦本，民贵君轻，而诗礼传家的积累，更使得诗人的地位从来不低，可为何其境况与遭际偏偏如此？这样想着，让人不由得对韦力的工作更生肃敬之心，并进而想一探其诗人寻踪的意义。

个人以为，要究明这一点，首先须就诗的意义这个广远的题目说起。今天的世界，如弗洛姆所说，日渐呈现出“重占有轻生存”的征象，又处处可见波兰尼所说的“市场原则对人生活的全面渗透”。人们只知以病态的人换健康的经济，个个狼奔犬突，不能安详。这种情景在此间也不断上演，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异常空虚，心灵得不到来自别一空间的诗意抚慰，不点是死海，一点不免成为一片火海。对此，欧逸文在《野心时代》中以“狼吞虎咽”一词来形容，他称许多人以财富为目标开始自己的旅程，心中全然没有“中心旋律”，以致最终迷失在镀金时代里。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，给了诗意的凸显以绝好的机会。它或以直白更多是婉曲的方式告诉人，这个世界原本是存在着一些别样的东西的，那比知识好的是修养，比地位好的是品位，比成功好的是成长。因为诗不仅是生活中最精细的部分，还是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告白。作为“文学中的文学”，它因为够纯粹，不但能表达一切情感，给人以最深切的抚慰，还能如杰恩·帕里尼《诗歌为什么重要》所说的那样，“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，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，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，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”。这里所谓的“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”，是指人可藉此看到更广大的人生及其幽暗的背面，从而有以抵抗生命的惨淡与荒芜。

其次，须对诗人的存在价值有真切的肯认。生活中，当一个人只剩下诗人的身份，通常会让周围人感到困惑，因为不知道怎样与之相处，也很难对其作出评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时至今日，没有什么文类比诗更其凋敝，也没什么声音比诗更其微弱。但正如前引钱穆所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诗人从来享有隆盛而崇高的地位，一度以诗取士，进士远胜明经，明法、明算更是等而下之；长久的注重诗才，一句之重与一韵之奇，也足以耸动天下，流芳百世，这些都养成了人们对诗的知觉和实验，完全建基于活泼泼的生命体验。至于其亲近诗的目的，既在养性与怡情，更在明道与增德，甚至疾世与救人。所以，一部诗的历史，远不仅仅是人审美历史的浓缩，它表征着人性的成长，并足以佐证历史的展开过程及其全部细节。也因此，布罗茨基为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《冬日的交谈》所作的序中，会说诗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“使读者摆脱对他们所知现实的依赖，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现实并非唯一的现实。这个成就不算太小。正由于这个原因，现实总是不太喜欢诗人”。在中国，人们会将其中特别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的作品称作“诗史”。如果再联系其时诗人通常不只具有单一身份，不仅被列入正史《文苑传》，同时还可以是儒学大师、理学名臣甚至辅宰勋贵，其文武兼备，动关一朝政治与一时风气，更注定后人要走近他，必须从多个角度切入，方能对其人其作有比较准确的了解。

明乎此，才可以谈韦力寻踪古诗人遗迹的意义。宽泛地说，钦佩和疼惜一个饱含才华的诗人的生命，当然是一件风雅的事。但因如上所述的缘故，在作者而言，实际还包涵了对个体生命背后所隐括的历史－文化的敬畏与珍视，使得这一工作有了比风雅更崇高的意义。那些经时间淘洗留存下来的诗人，常以飞鸟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，由生养食息的故居追原其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心路，由其长眠之地体恤其或夭亡或病故、或殉节或横死的各各不同的悲壮谢幕，诚是人生命中最好的功课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如流星，没留下任何痕迹，就消失在空茫的人世间。而他们的存在如坐标，给欲走进历史的后人定位，这样的难得，怎不叫人陡然警省，并从尘俗中超拔出来，得以用庄敬之心，来作诚意的拜瞻与凭吊，并由其诗，而想见其为人。

个人的感觉，比之故居，墓址更能给人这样的感动和启悟。因为从本质上说，墓所营构的正是逝者的意义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逝者以自己的行历，为生者照亮存在的意义。不能体会这一点的人当然也可以安住在人间，但能体会的，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的感觉与前者是不一样的。本来，墓作为人生命中最后的安顿之所，在中国文化中就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它与它背后所隐蓄的价值体系和象征意义，既能满足人对“真久”、“永恒”这类大词的皈依与向往，又维系着人的伦际情感和代际联系，甚至还关乎社会风气与世道人心，所以中国人从来强调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，乃至将祀与戎一起，视为“国之大事”，以为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；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”。并且越到后来，越能超越血缘，看重其人的德行与功业。其间，以死勤事，以劳定国，固然让人景仰；以言传心，藉文传远，也广受人们的尊敬。要之，凡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，有利于文明保持发扬者，后人都会给予隆盛的祭典，进而不仅在卷册上时时咀嚼其片言只语，更在生活中执拗地守护其庐墓，围绕其展开自己的日常烟火。

祠堂与墓关连密切，汉始有祠，皆建于墓所，称“墓堂”或“墓祠”，故它当然是作者寻踪的又一重点。作为宗族用心维护的公共空间，祠按性质可分为纪念乡邦先贤的“公祠”和纪念家族先辈的“私祠”，以后衍生出忠孝节义祠、孝子节妇祠等不同的主题。由于古代中国行政权力止于乡村，乡绅地位凸显。故与墓一样，祠作为村落结聚的中心，乡民精神认同之所系，承担着“收族敬宗”的作用，不仅为其群体性社交活动提供了地理空间，更成为足以拢聚人心的精神空间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说它是古代中国人的“精神祠堂”并不过分。其中，许多诗人因同时是当地望族，久孚人望，死后常被乡人供奉入祠。他们的介入对祠堂精神性的提升每每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。正是赖其伟大的人格、过人的才具和丰富的创作，这个看似无声的世界，才得以呈现为一个恒久鲜活的人文世界。

但很遗憾，因历朝历代的灾害与战乱，这个世界在年深月久中日渐漫漶，甚至遭毁弃，被夷灭。尤其不可原谅的是，今天城市化首先推倒的，居然仍是这个世界、这种文化。本来要避免千城一面，名人故居和墓祠是最好的足资分别的名片，可它们含带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讯息，还是被那些短视者的过度开发粗暴地抹去了，幸存的一些，也常不过是被用来招财生利而已。传统的日常世界就这样被放逐，更别说其背后所隐蓄的价值世界了。阿兰·坎比耶《什么是城市》一书中说：“一个城市，如果不能保留对已经消失的过去的记忆，也就是对自己旧模样的记忆，那么它不可能是一座有灵魂的城市，也不可能许自己一个未来。”作者与之有一样的认知，所以常怀愤怒，更多失望与失落。当然，还包括对专家只会以一套行内的“黑话”自说自话，不能旁及横通，作有效努力的遗憾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个人以为作者的遗迹寻踪，未尝不可看作是关于古代诗人和诗歌当代接受研究的另类延续，只是这种延续由诗内指向了诗外，进而由书内延展到了书外，既关乎古代诗人的行历与创作，更联通着绵长的乡土情结和传统的气脉。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哲学家格伦·阿尔布雷克特所创的一个新词——“乡痛”（solastalgia），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“乡愁”（nostalgia），后者通常由远离造成，容易治愈；它则针对置身其间的每个人，诉说的是对身边日趋凋零的传统的伤悼。作者书中将这层意思表现得虽很含蓄，但隐忍的力量仍远胜我辈，这也是个人非常感佩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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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笔会文粹《这无畏的行旅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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